为了咱村举起手来！

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女性在Aargau这个乡村州里是引人注目的：深色肌肤、黑头发，闪闪发光的白牙齿。Sangeetha Baskaran出生在斯里兰卡，4岁的时候在内战前随父母逃到瑞士。2年后，她的家庭在瑞士得到了政治庇护，并被送到了乡村小镇-正是在瑞士最保守的州之一阿尔高(Aargau)。

期间，她结婚并育有两子，在Raiffeisen银行担任私人顾问。芳龄33的她说一口流利的瑞士德语，与斯里兰卡几乎没有关系，而且认为将来全家都会留在瑞士，她和丈夫正在当地建一座房子。

因此，她现在想入籍。 

但这在瑞士并不容易。她先生目前还不能提出申请，因为在瑞士待的时间太短。而且Baskaran自己也是不久前才满足申请条件的，因为读书期间她有3年不是在同一社区居住。

在填写了无数表格、递上资料，在脑海里“抠”出了以前学校里老师的姓名，并通过了一场国家情况笔试之后，她终于如愿以偿。小村Gipf-Oberfrick终于为她和两个儿子在居民大会上入籍亮起了绿灯。

曾经的嘘声

还有几个小时就开始了，她明显有些紧张。“我的同事们都鼓励我，而且让我不要担心，”她说。

同她一起的，还有一对奥地利-法国夫妇和一位土耳其少年，都提出了入籍申请。这个小团体被要求坐在体育馆最靠后的长凳上。“我们坐在审判席上了，”奥地利女人开玩笑说，当然她知道，这不过是为了减轻计票员的工作负担，申请者还不允许投票呢。这位奥地利太太弯下腰对Baskaran耳语说：“您不是那谁…的女儿。” Baskaran忍不住笑了，她说得对，人们都认识她，多亏了她妈妈。

银幕上的生平

村长向大家介绍了每位申请人，他们在哪里出生长大、受过何等教育、爱好，参加过什么协会等等。Sangeetha Baskaran热衷于烹饪。“还会做瑞士菜，”村长强调说，“她的妈妈更有名，”此话一出，立即被笑声和低语打断。

然后是讨论。“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吗？”某公民就法规提出疑问：一个未成年人没有父母陪伴入籍是否合法？“符合法律规定，”村长说。

热烈欢迎

接着入籍申请人离开体育馆，因为投票开始了。同意的公民要举起手。念到Baskaran时，很多人都举手了，计票员甚至数不过来。其他申请人也以明显多数票被接受。当申请人回到体育馆大厅时，公民们热烈而响亮地鼓起了掌。Sangeetha Baskaran没想到会有掌声，于是快乐地笑起来，“非常感谢，”她对着麦克风说：“我很高兴正式成为你们中的一员。”村长补充说：“在Gipf-Oberfrick也可以很容易地入籍嘛。”掌声又起。

文：Sibilla Bondolfi；图：Thomas Kern

Kammersrohr：仅有0.94平方公里，是索洛图恩州最小的市镇。
居民：29位，26位拥有选举权。目前没有入学儿童。
村委会(行政机构)：3位委员。
兼职政务人员：同时也从事其他职业。
瑞士最小的市镇Kaiserstuhl位于阿尔高州。仅占地0.32平方公里，约40个足球场大。
最大的市镇是施库奥尔(Scuol)。占地439平方公里，比法国的大都市巴黎还要大。


在瑞士中部平原截止、汝拉山脉开始隆起的地方，坐落着Kammersrohr，这里有几所农庄和少量的独栋别墅。这是瑞士小小国度中最小的村庄之一，仅有29名居民，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。

Kammersrohr还有一个小小的特别之处，它的居民大会不像在瑞士的其他地方一样，多在体育馆、多功能厅或村餐厅的大堂里举行，因为它一样也没有。而是在Dimitri Plüss和Marcelle Schläfli家里的客厅举办。

义务：开放家里的客厅

这两位当地的年轻人租下了村公所，这幢小小的独栋别墅高踞汝拉山南翼，从他们的客厅望出去就是阿尔卑斯白雪覆盖的山顶，那是中部平原向南的尽头，一派迷人风景。

现在可容不得Dimitri Plüss和Marcelle Schläfli欣赏这美景了。他们的租房合同上明确写到，他们有义务每年2次将他们的客厅贡献给居民大会使用。这种情况在瑞士也是比较罕见的。

一张皮沙发和几把椅子

今晚就是这样：10位居民已到，他们相互握手问好，都以“你”称呼对方，而不用敬语。还有几分钟，他们可以在屋前随便聊聊。

近8点时，村长Ueli Emch来了。Dimitri和Marcelle坐在自己的黑色皮沙发上，其他人坐在椅子和沙发椅上。

桌子前端坐着村长，他的职业是农民，还有Alissa Vessaz。这位年轻的村秘书和村长一样，兼任政府职务，正用她的手提电脑记录着大会纪要。

在瑞士中部平原截止、汝拉山脉开始隆起的地方，坐落着Kammersrohr，这里有几所农庄和少量的独栋别墅。这是瑞士小小国度中最小的村庄之一，仅有29名居民，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。

Kammersrohr还有一个小小的特别之处，它的居民大会不像在瑞士的其他地方一样，多在体育馆、多功能厅或村餐厅的大堂里举行，因为它一样也没有。而是在Dimitri Plüss和Marcelle Schläfli家里的客厅举办。

义务：开放家里的客厅

这两位当地的年轻人租下了村公所，这幢小小的独栋别墅高踞汝拉山南翼，从他们的客厅望出去就是阿尔卑斯白雪覆盖的山顶，那是中部平原向南的尽头，一派迷人风景。

现在可容不得Dimitri Plüss和Marcelle Schläfli欣赏这美景了。他们的租房合同上明确写到，他们有义务每年2次将他们的客厅贡献给居民大会使用。这种情况在瑞士也是比较罕见的。

一张皮沙发和几把椅子

今晚就是这样：10位居民已到，他们相互握手问好，都以“你”称呼对方，而不用敬语。还有几分钟，他们可以在屋前随便聊聊。

近8点时，村长Ueli Emch来了。Dimitri和Marcelle坐在自己的黑色皮沙发上，其他人坐在椅子和沙发椅上。

桌子前端坐着村长，他的职业是农民，还有Alissa Vessaz。这位年轻的村秘书和村长一样，兼任政府职务，正用她的手提电脑记录着大会纪要。

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这里也一样

Ueli Emch问候所有与会者。客厅里现有10名居民，也就是所有选民的38.5%与会-相对全国平均的居民大会参与率来说，这简直是梦幻数字。Emch让坐第二排椅子的一位与会者唱票，大家一致同意开始选举。Alissa Vessaz最后一个来到大客厅，让她担任书记员大家也无异议。

于是开始今晚地方民主的“主菜”：去年的年终结算。虽然是个小村，但51页的财务往来和账面情况还是要占据不少精力。如山的数据后隐藏的是信息和历史，它们绘就了Kammersrohr这个小世界。

还是没有什么基建

小村对年轻的租客Dimitri Plüss和Marcelle Schläfli充满信任，就像对他们的银器一样。因为村公所这个独栋别墅，包括地产是村里最值钱的东西，官方估价：37.1万瑞郎。

尽管数字和账目很多，但Kammersrohr这个世界无疑一目了然。一条街，一个村公所，我们正坐在里面，还有饮用水、废水管道。这就是所有了，没有学校、足球场、联合会之类的硬件设施。甚至没有射击场，这可是许多乡村社区的标配。此外还有森林。

​​​​​​​"我当初并没想进村委会，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担下这份担子。"
Lorenz Nussbaumer，村委会成员

好地方、好收成 

让这个小村尚能维持生计的，是梦幻般的居住环境。“我们靠富有的纳税人生活，”在随后的冷餐会上Ueli Emch说。他是位实事求是的人。“一个富有的居民，如果什么都不参与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这里要同心协力。”正是缴税多的人，才让Kammersrohr没有陷入财务危机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让Ueli Emch乐于担当村长职务。

他深深地知道，正是财务状况让许多乡村社区非常烦恼。纳税大户们-其中有一位曾是企业家兼董事会成员-功不可没：当Ueli Emch宣读账单能否通过时，客厅里10只手都举得高高的。

在向记账员和书记员表示感谢后，Emch结束了这次会议。本次会议仅持续28分钟。

Renat Kuenzi(文)，Enrique Muñoz García(图)

“对于投票通过年终结算，公民们往往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Elvira Venosta，Bassersdorf村政府工作人员


就在不远处，大型飞机正在起飞降落。苏黎世州的Bassersdorf是一个拥有逾1.15万名居民的城市，然而和它的名字Dorf(德语：村庄)一样，尽管它发展迅速，但依然还是一个村儿。在村广场上，每年都会举办夏季居民大会，露天的。

村政府正是希望用这种露天的感觉干成几件大事儿：一方面，为2016年新建的广场增加活力，另一方面，让人们关注一下地方政治。此举还希望唤起更多公民对地方政治的兴趣。

“常客”

然而在Bassersdorf，夏日的轻松气氛并没有唤起多少居民对地方政治生活的兴趣。在这个6月的晚上，只有85位公民款款而来。“都是常客”，正像Bassersdorf村办公处的Elvira Venosta所说。他们只占7000位选民的1.2%。在夏天的首次会议上还来了150人呢。

来的人这样少，Venosta感到有点失望，不过她也理解，因为6月的大会议题是投票通过年终结算。“对此公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45分钟后，年终结算顺利完成。随后村广场上的夏季大派对开始了：用大桶冰镇着的酒，一瓶瓶被打开。冷餐会是赞助的，剩下的就只是愉快的消遣了。


Thomas Kern(图)，Renat Kuenzi(文)

“地方民主中自治的原则，与人们现今的生活状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，”政治学家Claude Longchamp说。

他认为，造成瑞士民主基石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在于：

隔阂：村镇化身为“睡城”。人们的居住地点不再是人们参与其中的、真正的生活空间。

个人化：志愿投身到公共事务中，这要求人们具有相应的社会意识。如果没有，那么社区政府的工作能力就很成问题。

人员紧缺：全瑞士共缺少3000-4000名欲投身到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志愿者。这令许多社区别无选择。

功能缺失：政区工作是很复杂的。例如一项传统的社区工作-社会救济，如今就交由专家们(社会工作者、儿童成人保护机构KESB) 处理。

民主缺失：技术至上的解决方式尽管高效，但也意味着公民正在丧失影响力。这让公民与各机构间产生隔阂，而且损害了瑞士传统的“民役思维”。

财务紧张：越来越多的政区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，特别是居民在500人以下的。

合法的想象：接手公共职务，意味着业余时间的减少、微薄的津贴，暴露在公共监督之下和媒体的批评。这令女性望而却步。“尽管她们希望为社区多做些工作，但并不想被尖锐的批评甚至谩骂，”Claude Longchamp说。

居民大会：这种形式本身，就有客观上的缺失。男性、年长的人，企业、联合会和消防部门出席较多，而外来人口、女性和年轻人参与的较少。

解决办法：引入政区议会或者合并社区。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，社区都合并为大型社区，并将管理交给外来专业机构。

民主的削弱：瑞士实行的是自下而上原则。这是在团结协作的系统基础上产生的。地方民主的缺失会直接撼动瑞士直接民主的基石。

展望：“重要的是让那些运转良好、具有榜样作用的政区保留下来，”Claude Longchamp说。

Renat Kuenzi